□高宁
在杭州市解放路与皮市巷交汇处的香溢大酒店店址，覆盖了杭州近代史上一个著名的门牌——皮市巷3号，这里便是中国第一代白话诗人刘大白的在杭寓所“白屋”所在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浙江地方组织的诞生地。
香溢大酒店皮市巷一侧墙上镶嵌的纪念牌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今杭高）
浙江省教育会（今已不存）
皮市巷3号的“白屋”，与位于浙江贡院旧址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浙江一师，今为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贡院校区）、位于平海街西堍的浙江省教育会，在杭城的地图上，构成了一个几乎等边的三角形。这三个地点是五四时期浙江先进知识分子的重要活动场所，它们共同成为了五四时期杭州进步思潮与革命运动的策源地。
五四时期江浙大地风云际会，住在杭州皮市巷的刘大白、沈仲九与在上海主办进步报刊的沈玄庐、邵力子这4位绍兴志士仁人志同道合，在掀起浙江新文化运动高潮之后，又会聚上海亲历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创。他们既是时代的弄潮儿，更是勇敢的盗火者。
白屋：从绍兴月牙池头到杭州皮市巷3号
“腰有一匕首，手有一樽酒。/酒酣匕首出，仇人头在手。/匕首复我仇，樽酒浇我愁。/一饮愁无种，一挥仇无头。/匕首白如雪，樽酒红如血。/把酒奠匕首，长啸暮云裂。”（《匕首行》1909年）
“被秋光唤起，/孤舟独出，/向湖心亭上凭栏坐。/到三更，无数游船散了，/剩天心一月，/湖心一我。/此时此际，/密密相思，/此意更无人窥破； ——/除是疏星几点，/残灯几闪，/流萤几颗。/蓦地一声萧，/挟露冲烟，/当头飞堕。/打动心湖， /从湖心里，/陡起一丝风,一翦波 。/彷佛耳边低叫,道‘深深心事，/要瞒人也瞒不过。/不信呵，/看明明如月，/照见你心中有她一个。’”（《秋夜湖心独坐》1921年）
“我不是爱那一角模糊的邮印，/我不是爱那幅精致的花纹，/祇是缓缓地/轻轻地/很仔细地揭起那绿色的邮花；/我知道这邮花背后，/藏着她秘密的一吻 。”(《邮吻》1923 年）
“归巢的鸟儿，/尽管是倦了，/还驮着斜阳回去。/双翅一翻，/把斜阳掉在江上；/头白的芦苇/也妆成一瞬的红颜了。”(《秋晚的江上》1923年）
“豆一双，/人一双，/红豆双双贮锦囊，/故人天一方。/似心房，/当心房，/偎着心房密密藏，/莫教离恨长。”（《双红豆》 1924年）
仅凭这几句诗，一个剑胆琴心的性情中人的形象便在我们眼前鲜活起来。刘大白（1880-1932），原名金庆棪字伯桢，绍兴平水人。16岁起开始写旧诗，1919年开始写新诗，以《旧梦》（后重编为《再造》《丁宁》《卖布谣》《秋之泪》四部诗集）《邮吻》两部新诗集闻名于世。
诗人自1905年起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加入光复会。1909年考取最后一届拔贡，1910年春赴北京，是年秋与友人吴琛同饮于广和居时，听闻革命志士暗杀满清朝贵的消息，即兴题诗《我有匕首行》于酒楼壁上，署名“大白”：“我有匕首仇有头，仇头不断生可羞；贪生可羞不如死，生死向前宁畏仇! ……仇无头，大白浮，佐君豪饮君快不？”从此，诗人正式改刘，取名靖裔，号大白，一署汉胄，以示与清决裂：“因为姓‘刘’所以是中山‘靖’王的后‘裔’，‘汉’家天子的华‘胄’。”1910年刘大白从北京、南昌回到绍兴后，住绍兴城区狮子街月牙池头，屋前书写“白屋刘寓”门牌，“白屋”二字取自《汉书》六十四上《吾丘寿王传》“三公有司，或由穷巷，起白屋，裂地而封”之句，取其“贫民之屋”之意。
辛亥革命后，刘大白任《绍兴公报》主笔。光复会反清英烈徐锡麟遗骨被安葬于杭州西湖孤山脚下，刘大白写挽联悼念，上联为“读春秋左传，吴有胥，越有种；皆名报仇雪耻，奈何民族精神。成败若弗论，潮汐往来，应惭后起”，下联为“严中外大防，宋则岳，明则于；惜志尊王攘夷，难免家奴事业！英雄纵不朽，湖山管领，合让先生”。1913年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刘大白因发表反对袁世凯言论而遭通缉，不久亡命日本。1914年2月，经沈仲九牵线介绍，刘大白与久闻大名的沈玄庐在日本东京会面，遂成莫逆之交。
沈仲九（1887─1968），绍兴东浦人，原名铭训，早年入绍兴府中学堂、复旦公学学习，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后结识沈玄庐，并成为其创办的公民急进党骨干。早年，刘大白曾娶沈仲九的堂姐为妻，故两人有郎舅关系。
沈玄庐（1883—1928），萧山（旧属绍兴，今属杭州）衙前人，本名宗传，字叔言，后改名定一，字剑侯，号玄庐，署子丞，被孙中山称为“浙江最有天赋的人”。1911年组织中华民国学生团，参加辛亥革命光复上海之役。1912年1月当选第一届浙江省议会议员，在上海组织公民急进党。1913年，沈玄庐响应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失败后遭通缉于1914年第二次流亡日本，将其东京住所取名“玄庐”，意在告诫自己处于黑暗之中，此后“玄庐”遂成其习惯用名。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 “二十一条”，沈玄庐、刘大白闻讯后，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召集在东京留日学生成立“留日学生总会”，策动留日学生集体返国，抗议“二十一条”。因反日行动遭日本警视厅监视，沈玄庐与刘大白于2月流亡南洋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
1916年6月，袁世凯“洪宪帝制”梦破灭，沈玄庐与刘大白自南洋回国。刘大白受聘任《杭州报》主笔，居于杭州皮市巷3号，这是敬业里的老房子。进大门有一下沉的小天井，一楼有厢房、堂厅餐室与厨房，一侧楼梯上二楼。刘大白在居所大门一侧依日式风格竖挂木质铭牌，刻有“白屋”二字 。入住皮市巷3号后，刘大白还刻下一方“寻常百姓”印章。沈仲九在杭州时也寓居于皮市巷。他们一起推动沈玄庐当选第二届浙江省议会议长，刘大白出任省议会秘书长。1917年6月，因反对北洋军阀介入地方权力，呼吁“浙人治浙”，沈玄庐遭软禁而避往上海法租界。1919年起，刘大白、沈仲九一起聚集到浙江一师校长、浙江省教育会会长经亨颐的麾下，与身在上海的沈玄庐一起助力经亨颐，在浙江激荡起新文化新思想的波澜。
新潮：从一师教改到“一师风潮”
经亨颐（1877—1938），绍兴上虞人，字子渊，时称“浙省教育界之巨子，革新运动之领袖”，“浙江文化运动的先觉者”。他执掌浙江一师10年，以“勤、慎、诚、恕”为校训，力倡“人格教育”。进入1919年，他以浙江省教育会和浙江一师为基地，在刘大白、沈仲九等人的鼎力襄助下，掀起了浙江新文化运动的高潮。
1919年1月，沈仲九应经亨颐之聘出任浙江省教育会会刊《教育潮》 主编，刘大白则应经亨颐之邀先后出任《浙江青年团五日刊》 编辑 、浙江省教育会总干事。1919年2月，浙江省教育会在经亨颐主持下，将《教育周报》改为月刊，易名《教育潮》，由沈仲九任主编，刘大白、夏丏尊等任编辑。经亨颐还与沈仲九、刘大白策划筹建浙江青年团，出版《浙江青年团五日刊》。3月30日，浙江青年团召开筹备会，订立“博爱互助，守法不欺，惜时尽职，耐劳尚俭，爱洁卫生”20字团约。4月，浙江青年团于5日召开董事会成立会，《教育潮》第一期于25日发行。5月，《浙江青年团五日刊》改为《浙江青年团月刊》 。刘大白先后发表《青年团与世界》《青年本位的青年团》《青年团与德谟克拉西》等评论，积极推进青年团的筹建：“青年团是社会教育事业，不比那学校教育，有学级的束缚，校界的隔离，不免抑制个性，妨碍群性；很可以顺着群性的差别，叫他尽量的各自发展，顺着群性的共通，叫他充分的相互团结，给他个完全发达的机会”，“青年团就是用教育的力量，辅导青年，完全发达他创造世界的能力，叫他成为世界的青年”。可惜的是，浙江青年团因董事会内部矛盾调解无效而未及运作便告解体。
五四运动爆发后，经亨颐与刘大白立即以浙江省教育会的名义致电国务院和教育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并引领杭州各校师生积极声援。刘大白于6月在《教育潮》第2期发表长文《我的学潮观》，全面阐述五四运动的意义，指出五四运动是一场“以人为本位”和“教育创造人事”的运动：“（一）是中华民国人民应该有的事情！（二）是中华民国人民人格的表现！（三）是教育的实验！是实验的教育！（四）是以前教育造成的后果！是以前教育改革的动机！”此文于同年8月中下旬在邵力子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上连载。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上海报界出现了新生力量，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星期评论》《民国日报･觉悟》 等相继创办。《星期评论》周刊创办于1919年6月8日，发起人为戴季陶、沈玄庐等，社址位于三益里17号（今济南路168弄“翠湖天地”雅苑），1920年6月6日停刊，共出刊54期，刊发文章主要集中于劳工思潮、社会主义思潮、三民主义思潮、女子解放思潮、工读互助思潮五大内容，发行量在高峰时超过3万份，成为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重要阵地。沈玄庐也成为浙江一师进步学生的“精神导师”。《民国日报》 自1919年6月16日起出版《觉悟》副刊，由邵力子担任主编。邵力子（1882—1967），绍兴陶堰人，原名闻泰，又名夙寿，字仲辉，笔名“力子”取自《后汉书》“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17年11月10日，他以《突如其来之俄国政变》为题，在 《民国日报》上报道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成为中国介绍十月革命的第一人。1919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在“一师风潮”前后旗帜鲜明地支持和激励浙江新文化运动。
7月13日，刘大白在沈玄庐创办的上海《星期评论》第6号上发表《思想的监狱》：“一个孩子，才生下地，就把他的思想，判决了无期徒刑，永远监禁在最高大最坚固最惨毒最黑暗的监狱里。永不赦免他，一直关到死！就死了，还不准他做个自由的鬼！这监狱是什么？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名教纲常’四个大字！那监神却是谁？就是至尊无上的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那狱官却是谁？就是讲道学的先生、拥护人伦的正士！”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在杭州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亨颐提出“与时俱进”的办学方针，聘请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担任国文主任教员，这就是浙江一师“四大金刚”。当年秋季学期开学后，浙江一师即启动职员专任、学生自治、改授国语、学科制等四项重大改革。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思想之表识”。文言白话之争正是新旧思想交锋的突破口。1919年10月，浙江一师和附小国文科的教授一律改用白话，同时采用新式标点、注音字母，吹响了白话文教学改革的号角。“四大金刚”们共同选编李大钊、鲁迅、陈独秀等人的白话文章为教材，以人生问题讨论为中心，关注现代社会问题，关注学生身边的日常生活。“四大金刚”们共同制定《国文教授法大纲》，借鉴杜威“问题解决法”设计了白话文教学十个步骤：“说明——答问——分析——综合——书面的批评——口头的批评——学生讲演——辩难——教员讲演——批改‘书面批评’”，师生共同研讨、教学相长的民主精神由此生长。浙江一师学生、后来成为报界名流的曹聚仁有过这样的追忆：“抛开先生讲学生听的老办法，如旧式书院一样，让学生自由阅读；教师只是我们的顾问。顶热闹的却是开讨论会，国文课变成了社会问题研究会。后来，上海新文化书局出版的社会问题讨论集、妇女问题讨论集，便是我们的国文讲义。”“四大金刚”们自己动手编写国语丛书，有《新式标点用法》（陈望道编）、《国语法》（四人合编）、《注音字母教授法》（陈望道、刘大白编）等。多年以后，刘大白在《白屋文话》中仍以“鬼话”与“人话”来比喻文言与白话。八年后，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即浙江大学）成立伊始，身为大学区秘书长的刘大白即通令小学不授文言文、初中入学考试不考文言文，为全国首倡，旋为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在全国范围内以行政手段来铲除文言文在教育上的势力，此乃浙江一师教育改革的继续与深入。
1919年11月，浙江一师学生俞秀松、施存统、宣中华等人创办《浙江新潮》，主张社会改造。施存统受“四大金刚”的影响，在第2期上发表《非“孝”》一文，反抗旧道德旧礼教，掀起轩然大波。当局查禁《浙江新潮》，并下令开除施存统并解聘“四大金刚”，经亨颐拒绝执行。1919年12月下旬，施存统、俞秀松等4位同学放弃学业，告别学校，离开杭州，于1月10日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的实验。刘大白为四学生离杭赋诗《你们去了》：“你们去了！/我陡觉得眼前的光明，暂时减少，——但也只是暂时，/我信那未来无量的光明，正在那儿创造。你们去吧！/我也没有什么！/我仅希望未来无量的光明快来！/还希望你们的前途，努力把固有的光明扩大！”
1920年2月9日，浙江省教育厅利用寒假将经亨颐免职调任，由此引发了震惊全国的“一师风潮”。杭州五四运动学生领袖、浙江一师学生骨干宣中华、徐白民闻讯，迅即联络发动师生提前返校，以“挽经护校”相号召，向官署请愿示威，掀起学潮。其间，刘大白向省教育厅手书文言版《一师教职员挽留经校长呈文》，批评当局调离经亨颐，“实夺本校革新之领袖。穷其影响，足挫吾浙文化之萌芽”。同时执笔白话版《全体教职员挽留经校长宣言》，声明学校遵循“与时俱进”的方针，“时时有改革精神，时时过改革生活”，力陈挽经目的是为“维持本校改革精神，巩固吾浙文化基础”。
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夏敬观起初对“四大金刚”十分鄙视，认为他们“学本无原，一知半解”，要求解聘“四大金刚”。但当他看到《一师教职员挽留经校长呈文》后，虽对请愿内容不满，但对该文的文笔文采赞叹不已。曹聚仁回忆说：“一师教职员呈教育厅挽留经校长呈文，即刘师的手笔，大为教育厅长夏敬观所赏识，访知出于刘师之手，便说刘师可以留任。”而刘大白对此一笑了之。
3月29日，省长齐耀珊派出500多名军警包围学校，企图用武力驱散学生，关闭学校。300多名学生围坐在操场中，手挽着手，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壮志，抱“宁死在操场里誓不出校门”之决心，与军警展开对峙。刘大白、沈仲九赶到现场，与胡公冕、陈望道等浙江一师教员声援、保护学生，劝阻军警。杭州各校学生闻讯赶来声援，冲破警察封锁，进校与浙江一师学生会合，并肩战斗。
“一师风潮”得到了上海《民国日报》《申报》《时事新报》《新闻报》和北京《晨报》 等媒体连日报道。邵力子于3月31日在《民国日报》上盛赞浙江一师学生的斗争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晶！中华民国的元气！”沈玄庐也在《民国日报》上发表《浙江学潮的面面观》，文中转引《申报》3月30日时评《屈服》：“学生苟坚持此顺应世界潮流之公理以往，其不能与武力抗争而至屈服者势，而其心则终不肯屈服。此不甘屈服之心，即为公理之精神所寄。故纵暂时屈服，久必伸张也。此次浙学生文化之争，若不甘为自暴自弃之屈服，则结果可断言矣！”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当局被迫与学生重开谈判，撤回军警，收回解散学校的成命，并同意学生提出的“官厅任免校长须得学生同意”之要求。4月17日全校复课。
如果说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部北京出品的大片，是现代中国觉醒的标志，那么1920年的“一师风潮”就是一部杭州制造的连续剧，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最迅捷和猛烈的呼应和延续。历时两个多月的“一师风潮”结束后，浙江一师学生自治会于1920年6月底编印了《浙潮第一声》，以纪念这段历史。刘大白为该书作序，在序文中指出：“我以为为了一种主义，和黑暗势力奋斗，如果当黑暗势力很强的时候，免不了要受挫折，这些受的挫折，叫做牺牲，不叫做失败。只要前仆后继地坚持下去，主义不变，一定有胜利的日子。”“这一次一师学生，抱定牺牲的决心，做了一个浙江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虽然所牺牲的不能说不大，但是在当时已经引起旁观者的同情心，在未来也一定能够唤起无数的后继者。”
火种：从《星期评论》社到“悟社”“任社”
（一）一九一九年末日的晚间，
有一位拿锤儿的，一位拿锄儿的，黑漆漆地在一间破屋子里谈天。
（二）拿锤儿的说：
“世间的表面的，是谁造成的！你瞧！世间人住的、着的、用的，哪一件不是锤儿下面的工程！ ”
（三）拿锄儿的说：
“世界的生命，是谁养活的！你瞧！世界上吃的、喝的、抽的，哪一件不是锄儿下面的结果！ ”
（四）他们俩又一齐说：
“唉！现在我们住的、着的、用的、吃的、喝的、抽的，都没好好儿的！我们那些锤儿下面的工程，锄儿下面产的结果，哪儿去了！”
（五）冬！冬！冬！
远远的鼓声动了！
劳动！劳动！
不平！不平！
不公！不公！
快三更啦！
他们想睡，也睡不成。
（六）朦朦胧胧的张眼一瞧，
黑暗里突然透出一线儿红。
这是什么？
原来是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卷到远东。
那潮头上拥着无数的锤儿锄儿，
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
呀！映着初升的旭日光儿，一霎时遍地都红！
惊破了他们俩的迷梦！
（七）喂！起来！起来！
现在是什么时代？
一九一九年末日二十四时完结了，
你瞧！这红色的年儿新换，世界新开！
这首被后世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首政治抒情诗、最早的无产阶级诗歌，便是1919年12月31日刘大白在杭州创作的《红色的新年》，发表在上海《星期评论》1920年新年号（第31号）上。刘大白也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歌颂红色革命的诗人。这一红色新年的呐喊预告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在新的一年揭开开天辟地的序幕。不仅如此，这期《星期评论》上还赫然出现了“希望我们无产阶级的脑力劳动者，大大的团结起来，提携着那大多数的无识无产的体力劳动者，组织一个东方无产阶级的大联合来，迎着红灼灼的太阳光，高呼，无产阶级万岁”（徐苏中：《劳动会议与特殊国》）的字样。与之相呼应，邵力子则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提出“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个大政党”。
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抵达上海，4月入住老渔阳里2号（今黄浦区南昌路100弄2号），很快与《星期评论》社同人形成“中国共产党的胚胎”。3月27日，浙江一师俞秀松、施存统自北京来到上海，进入“精神导师”沈玄庐创办的《星期评论》社工作。4月4日，俞秀松这样描述自己初入《星期评论》社的感受：“这里的同志，男女大小十四人，主张都极彻底，我实在还算不得什么。但是和爱快乐天真的空气，充满我底四周，真觉得做人底生趣。”沈玄庐此时尚未过门的儿媳杨之华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她后来回忆《星期评论》 社“当时有：陈望道、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邵力子、刘大白、沈仲九、俞秀松、丁宝林（女）。施存统也在一起几个月”。杨之华所记述的这10人，除了李汉俊，其余均为浙江人。邵力子作为《民国日报･觉悟》主编，与沈玄庐、陈望道、刘大白、沈仲九保持着密切的互动，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就是邵力子牵线 、戴季陶约稿的，刘大白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大量诗文也是邵力子约稿的。
1920年4月，“一师风潮”临近尾声，经亨颐以“人格”故不愿复任浙江一师校长之职，刘大白、陈望道等“四大金刚”集体辞职，于4月8日发表《为辞职事致学生书》：“你们以后，向着光明的路上努力为新文化运动奋斗，千万别搀一点替个人谋私利的念头在里面。那么，虽然不免暂时的牺牲，毕竟能得最后的胜利。”随后相继离校。经亨颐、沈仲九和“四大金刚”等浙江新文化运动骁将中，唯有刘大白继续留驻杭州。他之后三年的生活轨迹，也就是以皮市巷3号寓所“白屋”为基地，往返于沪杭和杭绍（萧山）之间。这应当就是他的皮市巷“白屋”能够成为志同道合者聚集、活动的杭州“红屋”的原因之一。
刘大白、沈仲九、陈望道相继赴沪，与学生俞秀松、施存统在《星期评论》社并肩作战。他们与陈独秀等一起发起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活动，之后参与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参加了筹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系列座谈和会议。1920年6月，俞秀松、施存统追随陈独秀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即后人所称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位党员之一。不久，沈玄庐、陈望道、邵力子加入。刘大白、沈仲九虽然参与了筹备建党的几次座谈和第一次会议，但终因思想和个人的原因，没有留在党的创建者队列中。
刘大白尽管未加入中共行列，却依旧与已经成为中共党员的沈玄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往来，共同指导浙江一师进步学生积极从事社会改造。
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
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弟弟裤破，没布补裤。
嫂嫂织布，哥哥卖布。是谁买布，前村财主。
土布粗，洋布细。洋布便宜，财主欢喜。土布没人要，饿倒哥哥嫂嫂。
布机轧轧，雄鸡哑哑。布长夜短，心乱如麻。
四更落机，五更赶路；空肚出门，上城卖布。
上城卖布，城门难过；放过洋货，捺住土货。
没钱完捐，夺布充公。夺布犹，押人太凶!“饶我饶我!”“拘留所里坐坐!”
刘大白的这首《卖布谣》，创作于1920年5月31日的杭州，发表在6月6日的上海《星期评论》上，后被谱成歌曲，流行全国。这首新诗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人道主义情怀，真实生动地反映了20世纪初叶中国江南农村民不聊生的惨状、底层民众饱受压迫的命运，对黑暗不公的社会现实予以揭露与控诉，对底层民众疾苦充满同情与关怀。刘大白也被誉为五四以来中国用新诗形式写出农民疾苦的第一人。
1920年11月，在沈玄庐支持下，刘大白、俞秀松、宣中华、徐白民等原浙江一师师生在杭州成立“悟社”，专门研究社会主义，不遗余力地鼓动工人与资本家抗争。其性质类同于毛泽东在长沙组织的“新民学会”。 《民国日报･觉悟》刊载过这样的报道：“‘悟社’稍偏于修养方面，内部的组织是很严密的，在学生界中，也可算个光明的团体。他们不喜欢张口说话，他们真是切切实实去做，数月来已集会二十余次。”刘大白在杭寓所“白屋”就成了他们的活动据点，“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工人运动骨干倪忧天、徐梅坤等也多次参与。“互助会”成立于1920年暑期，是浙江第一个现代工会组织，是中国第一批现代工会组织之一。在“悟社”同人的协助下，“互助会”相继创办机关刊物《曲江工潮》半月刊和“工余补习学校”。《曲江工潮》存在了近一年，共出版23期，浙江一师学生钱耕莘（耿仙）、魏金枝、陈范予（乐我）先后受聘担任主编以“革新旧工业，研究新艺术，图谋工界福利，增进工人知识”为宗旨，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这无情的世界，无须再留恋”，必须彻底打碎的道理。徐梅坤具体负责报纸的出版。这是浙江最早的工人刊物，也是全国最早的工人刊物之一。“工余补习学校”共有29名工人参加学习，由浙江一师、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两校的学生自治会平民教育股派学生钱耕莘、俞大同前往义务教课，刘大白、宣中华等也前往进行时事政治演讲，宣讲社会主义的道理，引导工人们认识工人贫困的根源，认识自身的阶级地位和根本任务。
徐梅坤与《曲江工潮》。
1921年4月30日，刘大白为纪念五一节写下了《劳动节歌》《八点钟歌》《五一运动歌》，发表在5月1日出版的《民国日报･觉悟》（劳动纪念号）上 。他在《劳动节歌》中写道：“世界，世界，谁能创造世界？不是耶和华，只是劳动者。世界，世界，劳动者底世界！”这年5月1日，在“悟社”同人的倡议下，杭州各业工人以印刷工人为先导，冲破警署禁令，进行全市大游行，并自动休息一天，以示庆祝。这是浙江工人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 劳动节。6月23日，《民国日报･觉悟》又刊登了刘大白创作的《各各做工》：“各各做工，各各做工！谁该辛苦？谁该闲空？通力合作，供给大众；各尽所能，各各劳动！各各做工，各各做工！谁该富有？谁该困穷？大家努力，生产归公；各取所需，各各享用！各各做工，各各做工！什么财东，甚么雇佣；一样的人，阶级重重！无人不工，何日成功？”这一年，刘大白更是发出了“竖起脊骨做人”的呐喊。此后，在“悟社”同人的协助下，“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起草了《杭州工人协会对国民会议决议案》等文件，并筹建杭州工人协会，筹备会通讯处就设在互助会内。
“悟社”同人后来多成为衙前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他们以农村小学为据点，一边从事启发和教育农民工作，一边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研究，并以夏令营的方式向各地小学教员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4月，沈玄庐从广州回到萧山衙前，践行曾与俞秀松、沈仲九共同讨论过的“农村计划”，创办衙前农村小学校，作为开展农民运动的基地。沈玄庐在校门前题有一副对联——“小孩子的乐园，乡下人的学府”，横披——“世界当中一个小小的学校”。刘大白和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王贯三以及杨之华等应邀前往相助。学校于9月20日正式成立，发表《衙前农村小学校宣言》，宣告办校目的是“反抗人剥削人的制度，使儿童纯洁的心底不染阶级的污秽”；要“改变有产阶级训练爪牙的性质教育为‘人民发见’的教育性质”。该《宣言》发表于同年《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悟社”同人以学校为阵地帮助农民学文化，宣传革命道理，同时协助开展农民运动，参与起草农民协会宣言、章程。8月起，他们先后到衙前、坎（龛）山、航坞山北等地进行演讲，沈玄庐在《谁是你们的朋友》《农民自决》 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应该归劳动者所有”“废止私有财产，土地公有”的主张，并强调这个主张的实现，取决于农民团结的力量和组织上的努力。9月27日，衙前农民协会成立，“衙前农民运动”在浙东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最先发轫者” 。
在短短的一两个月时间里，西临钱塘江，东至曹娥江，萧山、绍兴、上虞三县周围三四百里的村庄总共建立起82个农民协会。11月24日，三县的农民协会联合会在衙前成立，抗租减租斗争蓬勃开展。12月遭当局镇压，农协领导人李成虎被捕，不久牺牲于狱中。刘大白先后写下《每饭不忘》《成虎不死》以示祭奠：“他是中国农民牺牲者第一！”“难道中国农民全都跟着他断了气！”“然而你底心是不会烂的，活泼泼地在无数农民底腔子里跳着。”他还以李成虎牺牲为题材，为衙前农村小学校写了一首名为《牺牲的神》的校歌，激励后人去完成烈士未竟的事业：“提起我的锄，锄平这世界；世界锄不平，宁可大牺牲！牺牲的人是成虎，成虎他爱我，爱我，他牺牲。他牺牲，他不死；他的精神是种子；播在我们的脑子里头，化作锦阡绣陌，千千年，万万世！”刘大白在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第一所农民子弟学校、中共领导的全国最早的现代农民运动里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1922年3月，俞秀松从苏俄莫斯科回国，不久受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指派，到杭州筹建团的地方组织。4月13日，俞秀松返杭，入住刘大白的皮市巷“白屋”。六天后的4月19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在“白屋”成立，俞秀松当选书记，团员有金佛庄、倪忧天、宣中华、唐公宪、徐白民、王贯三、邵季昂、钱义璋、华林、俞尔衡、魏金枝、钱耕莘、李宪仲、郭静唐、王华芬、瞿文侯、傅君亮、施荣庆、朱文瑞、赵并欢等27人。27名团员中来自浙江一师的多达18人，占三分之二。这是浙江最早的共青团地方组织，也是全国最早建立的17个共青团地方组织之一。对于刘大白而言，学生俞秀松在“白屋”建团，应当也是三年前作为老师的他与经亨颐所致力的浙江青年团未竟事业的一种赓续与新生。6月7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扩建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团杭州地委），刘大白在浙江一师时的学生庄文恭（又名韩伯画）任书记。7月28日，团杭州地委领导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在“白屋”成立，沈玄庐起草章程。
1922年7月，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1921年11月成立，陈望道为首任书记）改组为中共上海地方兼江浙区执行委员会，领导上海与江苏、浙江党的工作。委员会由徐梅坤、沈雁冰、俞秀松3个浙江籍党员组成，徐梅坤任委员长。徐梅坤（1893-1997），萧山长山人，“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和《曲江工潮》创办者之一、萧山衙前农民运动的参与组织者，运动被镇压后出走上海，通过邵力子介绍进入上海《民国日报》印刷厂打工，1922 年1月由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共，成为江浙地区第一位工人党员。早在五六月间，徐梅坤已在上海发展沪杭铁路杭州闸口机厂钳工沈干城入党。8月底，徐梅坤专程到杭州开展建党活动，将落脚点同样定在刘大白的皮市巷“白屋”。徐梅坤与已在杭州的两名党团员——浙江法政学校教员于树德、浙军第一师连副金佛庄取得了联系，并将金佛庄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9月初，徐梅坤与于树德、金佛庄、沈干城在“白屋”成立中共杭州小组，于树德任组长，这是浙江最早的中共地方组织。1923 年春，中共杭州小组在发展徐白民、唐公宪、何赤华、倪忧天等人入党后，扩建为支部，于树德任书记。
随着“衙前农民运动”被镇压，“悟社”活动逐渐停止。1922年11月，沈玄庐、刘大白、宣中华、徐白民等发起成立“任社”，出版《责任》周刊，其编辑部设在萧山坎山的继志小学，发行部则设在皮市巷“白屋”，共出15期，1923年3月被当局查封。11月27日出版的第1期中，刘大白以“任社同仁”的名义发表发刊词《责任底发见》，明确指出现实社会中人剥削人制度的不合理性，号召人们“一齐把世界掮上肩头，挑起腐败的骨骸，抚养新生的生命”；发表杂文《责任》，指出“我们知道现社会不平的苦痛，都因为有许多人陷在现社会制度里面安坐着享受别人底工作而不尽做人的责任的缘故。我们要改造现社会，拯拔这些不负责任的人们，不得不尽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各凭自己能力，各尽自己底责任；我们更希望一切人们，都能各凭自己底能力各尽自己底责任！”刘大白与“任社”同人从反帝反封建的立场出发，宣传革命和社会主义，帮助民众提高觉悟，自觉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原理，分析中国农村的经济状况和阶级斗争状况，主张更加重视农民群体的作用，呼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第9期上，宣中华发表《杀宣统》一文，矛头直指北洋军阀。北洋政府急令浙江省政府取缔该刊，主编徐白民被拘押一个月。“任社” 成员多为浙江一师学生，如宣中华、唐公宪、徐白民、叶天底、魏金枝、王贯三、张春浩、钱义璋、赵并欢、祝庆祥、宋梦歧等，都成为浙江各地中共党团组织骨干。
受五四运动和“一师风潮”的洗礼，浙江一师进步师生以唤起民众、改造社会为己任，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一时期，刘大白与挚友沈玄庐、学生俞秀松、宣中华同声共气，并肩作战，“白屋”也由浙江籍先进青年在杭州从事革命活动的秘密据点，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浙江地方组织的产房。从1916年到1923年，刘大白在皮市巷“白屋”生活了整整八年，走到了他人生中最具生命激情的历史高地，五四时代的刘大白无愧于红色之列。“白屋”在杭州乃至浙江党团创建史上的地位，犹如上海渔阳里在中共党团创建史上的地位，“白屋”是名副其实的杭州第一“红屋” 。
轮回：从治学到从政再到治学
1923—1927年，刘大白先应沈玄庐堂叔、浙江一师校友沈肃文的盛邀，返回绍兴，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五中学（今绍兴市第一中学），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接着又经邵力子推荐受聘于上海复旦大学，并在上海大学、立达学园兼课。1924年，国共合作掀起了国民革命浪潮，他相继加入文学研究会、新南社等文学社团，并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 年“五卅” 惨案发生，复旦师生全体罢课，刘大白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10月初，他与陈望道等人发起成立黎明社，创办《黎明》周刊。《黎明》周刊自1925年10月4日创刊到1927年4月3日停刊，共出60期，成为复旦大学传播新文化、推动文学革命和国民革命的重要舆论阵地。1926年2月15日，刘大白为复旦大学写下气势恢弘的校歌：“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无羁绊，前程远；向前！向前！向前进展！ … …”此与陈寅恪在为国学大师王国维所撰的纪念碑铭文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句同出一辙。他与陈望道共同坚守在上海大学的校行政委员会岗位上，无论是迎接北伐军，还是直面军警查封，都同进退。陈望道曾这样描述过这位战友：“我心眼中的大白，能够在有憎恶时，便不掩饰地表出憎恶，在有愤怒时便不掩饰地表出愤怒；在有悲哀，有喜悦，有希望等等时，这也并不夸张地表出这等。”
蒋梦麟与刘大白。
1927年起，刘大白应挚友蒋梦麟之邀弃教从政，先后出任浙江省教育厅秘书长、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区秘书长、国立浙江大学秘书长兼文理学院中国语文门（后改为中国语文学系）主任、教育部常任次长、教育部政务次长，却依旧两袖清风，不脱书生之气。蒋梦麟（1886-1964），浙江余姚人，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早年就读绍兴中西学堂时曾与刘大白有师生关系但无直接联系，留美期间师从杜威，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后回国，1919年起三次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校长，1928年继蔡元培之后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教育部部长。蒋梦麟这样回忆道：“刘大白先生是一位诗学、文学、佛学、史学、行政、政治都有兴趣的人。这种多方面兴趣的人，在当时是不多见的。一九二八年【按：蒋梦麟对此时间回忆有误，应为1927年】，我回浙任教育当局，当我把他从复旦拉了出来，任我的秘书。我对他的请求是很直率的：‘大白，有人不敢请教你，有人不配请教你，我也敢，也配，你来不来？’他的答复是一样直率的，只说了一个字：‘来！’后来我到教育部承乏部长，稍迟，他也被任为次长；在浙在京，他对我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928年春，刘大白作为第三中山大学区秘书长，参与筹建浙江省立乡村师范学校，定址萧山湘湖。10月，学校开学，全面实施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刘大白创作校歌：“波波相逐长滔滔，后波起伏前波导；人人相续长劳劳，后人生活前人教。教育引导，生活创造！努力引导，后波更比前波高！努力创造，后人更比前人好！不求相肖要相超，请看湘湖水浙江潮！”
1929年6月，浙江省政府在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刘大白任西湖博览会教育馆馆长，为教育馆撰写对联，入口处的上联为“定建设的规模，要仗先知。做建设的工作，要仗后知。以先知觉后知，便非发展大中小学不可”，下联为“办教育的经费，没有来路。受教育的人才，没有出路。从来路到出路，都得振兴农工商业才行”；出口处的上联为“看完这教育成绩，感想如何？不满意么？要同担些匡扶责任！”下联为“放下那湖山美观，勾留在此；能着眼的，别错认是点缀工夫！”
刘大白虽身居官场，却并不热衷于仕途，其内心深处坚守着自由、独立的人格。“我是无处不感觉到寂寞，无时不感觉到寂寞的。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独居深念的时候不寂寞；见了人反倒寂寞了，越是人丛中，越是寂寞得难受！”“大约认识的人越多，认识我底面貌和姓名的越多，朋友越少。”“听不要听的话，见不要见的人，看不要看的文字，说不要说的语言，整天戴着假面具，过滑稽的戏场生活”。刘大白为人处事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和严谨的态度，有着事必躬亲、廉洁奉公、不坐享他人成果的情操和品德，这也使他在官场里显得格格不入。从教育厅秘书到第三中山大学秘书长、国立浙江大学秘书长、代行浙江大学校长职务，再到教育部常任次长、政务次长、代理教育部部务，都没有使他对官场生活产生兴趣，反而对教书生涯初心不改。在浙江省教育厅做官时，他一直在学校兼课；到了教育部，还在周六回杭州上课。“我志在学问。”这是他对自己的人生定位。他不求升官发财，从不以权谋私，他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对俗世的普惠。1931年2月，刘大白辞官而归，开始闭门写作。在他生命最后的四年里，他以卓越的学术贡献奏响了生命的绝响， 出版有《旧诗新话》《白屋说诗》《白屋联话》《白屋文话》《中诗外形律详说》《中国文学史》六部文学论著、历史学与文学研究工具书《五十世纪中国历年表》、民间文学《故事的坛子》、文字学专著《文字学概论》，其中《白屋联话》《中诗外形律详说》《中国文学史》《文字学概论》《故事的坛子》5部都是在他去世后结集出版的。
1932年2月13日，刘大白因肺病逝于杭州钱塘路（今庆春路西段） 9号寓所。生前写下遗嘱，表示死后将遗体内心脏取出供医学研究之用，尸身投于钱塘江，以“步伍员文种的后尘”，“乘长风破万里浪”， 作“一次最末的旅行”。这一遗愿虽未实现，但刘大白面对 生死的这份坦然与潇洒，则为他的传奇人生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墓在灵隐法云弄，墓前有其自撰联：“有乐山乐水者来，到此见仁见智；无唯物唯心之别，当前即美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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